
乾德三年正月,成都的药市刚开集,街上的商人把药材摆出来没多久,管理街市的官吏就快马加鞭冲进了权知成都府吕余庆的衙门。报信的人气喘吁吁,说有个军校喝醉了酒,手里提着刀,正在市场上公然抢夺商人的货物。吕余庆听完,没有任何犹豫,立即下令逮捕这名军校。人抓到后,他直接命令在街市上当众斩首示众。消息传开期货配资查询,那些平日里恃功骄纵、在成都城里横行霸道的宋军将士,第一次感到了畏惧。而担惊受怕了许久的蜀地百姓,终于看到了一丝安定的可能。
这个场景发生在宋军攻灭后蜀仅仅几个月之后。乾德二年十一月,宋太祖赵匡胤任命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,刘廷让为副,兵分两路向后蜀进攻。赵匡胤在崇德殿为将领们饯行时,说过一番话:“凡克城寨,止藉其器甲、刍粮,悉以钱帛分给将士,吾所欲得者,其土地耳。”这句话的本意或许是激励将士,但无形中给接下来的劫掠行为亮起了一盏模糊的绿灯。宋军的进展异常迅速,王全斌率领的三万人马连战连捷,突破了被视为天险的剑门关。乾德三年正月初七,后蜀皇帝孟昶遣使奉表投降,从出兵到灭国,只用了六十六天。
胜利来得太快,问题也来得更快。孟昶投降后,以王全斌为首的一众高级将领,并没有把心思放在稳定新占领区的秩序上。根据史书记载,他们“日夜饮宴,不恤军务,纵部下掠子女财货,蜀人苦之。”王全斌、崔彦进、王仁赡等人不仅自己豪饮作乐,还纵容甚至带头违法乱纪。他们擅自打开后蜀的府库,把本该上缴国库的金银财宝装进自己的腰包。上行下效,底下的军士们更是有恃无恐,在成都城里大肆掳掠,强抢民女,夺取财物,整个蜀境骚动不安,民怨沸腾。
当时,都监曹彬多次劝告王全斌等人尽快整肃军纪,班师回朝,但王全斌根本听不进去。他们沉浸在征服者的狂欢和成都的富庶之中,不愿意离开。宋军内部的矛盾也开始激化,北路军和东路军因为争功而互相忌恨,主帅之间不和,连小事都无法独自决断,指挥体系陷入了低效的内耗。就在这种混乱的背景下,赵匡胤为了控制局面,于乾德三年二月紧急派遣参知政事吕余庆权知成都府。吕余庆到任后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:盗贼四起,军士骄纵,大将王全斌等人完全约束不了部下。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一方面减免税赋,安抚百姓,另一方面则以霹雳手段严肃法纪。那个在药市抢劫被斩的军校,就是他用來立威的典型。
然而,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。乾德三年三月,朝廷下诏,征发后蜀的降兵前往东京汴梁,并规定“人给钱十千,未行者,加两月廪食”。这是一项旨在消化潜在威胁、同时给予出路的政策。但王全斌等人“不即奉命”,不仅拖延执行,还擅自克扣了应该发给这些蜀兵的行装钱和粮饷。更有甚者,他们纵容自己的部曲去骚扰、侮辱这些即将离乡的蜀兵。长时间的等待、克扣和欺辱,让这些降卒的愤怒达到了顶点。当队伍行进到绵州时,叛乱终于爆发了。
叛乱的蜀兵迅速聚集,人数达到十余万,他们自称“兴国军”。叛军需要找一个有威望的首领,他们看中了原后蜀的文州刺史全师雄。全师雄当时正带着家族前往汴京,在绵州遇到乱兵。他本来不想造反,甚至把家人藏匿在江边的民舍里,试图避开祸事。但几天后,他还是被乱兵找到并推举为主帅。事情到这里,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。王全斌派都监米光绪(一作朱光绪)前去招抚全师雄。但这个米光绪的所作所为,彻底断送了和平解决的任何可能。他不仅没有招抚,反而“尽灭师雄之族,纳其爱女及橐装”。也就是说,他杀光了全师雄的全家老小,霸占了他的女儿,抢光了他家的财产。
可以想象全师雄得知消息后的震怒。他从此“遂无归志”,决心与宋军对抗到底。他率领叛军急攻绵州,被击败后转而攻占彭州,杀死宋军都监李德荣,并自称“兴蜀大王”。他设立幕府,任命了二十多名节帅,分据灌口、导江、郫县、新繁、青城等要地。长期遭受宋军欺凌的蜀地百姓和官吏,纷纷起兵响应。成都十县皆叛,局势迅速恶化。
更严重的是,叛乱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。史料记载,邛、蜀、眉、雅、东川、果、遂、渝、合、资、简、昌、普、嘉、戎、荣、陵等十七个州,都跟随全师雄作乱。邮传中断了一个多月,王全斌等人龟缩在成都城里,感到非常害怕。这时,成都城内还滞留有两万七千名尚未被遣送汴京的蜀国降兵。王全斌担心这些降兵会成为叛军的内应,与诸将商议后,定下了一条毒计。他们将这二万七千人诱骗到成都的夹城中,然后全部杀死。这场针对已解除武装的降卒的大屠杀,手段极其残忍,非但没能震慑叛军,反而让蜀地民众的仇恨达到了新的高峰,更加坚定了反抗的决心。
面对几乎失控的四川,赵匡胤在汴京也采取了行动。一方面,他继续推行安抚政策,减免蜀地租税。另一方面,他必须投入军事力量进行镇压。乾德三年八月,赵匡胤下诏,任命西川兵马都监康延泽为普州刺史,前往叛乱的核心区域之一普州平叛。这个任命背后有一段插曲。康延泽是当时少数保持清醒、并曾反对王全斌屠杀降卒的将领之一。王全斌推荐他去平叛,据说有借刀杀人、除掉这个知情人的意图。康延泽向王全斌请求派兵护送自己上任,王全斌只给了他一百名骑兵。
康延泽没有退缩。他到达简州后,开始招集逃亡的士兵和民众,得到了一千多人。他对这些人进行军事训练,教习战阵,然后率领这支新组建的队伍向普州进发。沿途,他宣示朝廷的威信,又招集了三千人,队伍扩大到四千人。在叛军地界,他遭遇了叛将申雕率领的五千人马。康延泽指挥这四千人击败了申雕,并生擒七百人,斩杀其中被叛军任命的头目百余人,其余则释放,以此展示宽严相济的手段。随后,他面对的是盘踞在普州的叛军主力刘泽部,人数多达三万余人。康延泽率领这四千人,再次以少胜多,大破刘泽军。乾德三年十一月丁卯朔,康延泽进入了几乎被焚毁一空的普州城。他依山设立栅栏,一边作战,一边从附近的遂州获取粮草,并着手修复普州城池。不久,刘泽率领残部向康延泽投降。康延泽的胜利稳住了东川的局面,赵匡胤大喜,任命他兼任东川七州招安巡检使。
与此同时,其他战线的宋军也在行动。王全斌在感受到压力后,也开始积极作战。乾德四年六月,王全斌在灌口寨打败了全师雄的主力,俘获两千人,全师雄率余部逃往金堂。闰八月,王全斌又率军攻占雅州,叛将吕翰败逃。乾德四年十二月,全师雄在金堂病逝。叛军余部推举谢行本为主帅,继续抵抗,但大势已去。康延泽率军击破谢行本部,并攻占其据守的铜山山寨,擒获另一头目罗七君,蜀地的叛乱至此基本平定。这场动乱从乾德三年三月绵州兵变开始,到乾德四年年底主要战事结束,持续了近两年时间。
叛乱平息了,但问责才刚刚开始。乾德五年正月,赵匡胤将王全斌、王仁赡、崔彦进等征蜀将领全部召回京城。此时,已有大批蜀地官吏和百姓来到汴京,控告王全斌等人在蜀地的种种不法行为。赵匡胤让中书门下主持审问,并让告状的蜀人与王全斌等人当面对质。王全斌等人对所犯罪行全部供认不讳。经查,他们隐没的财物就达六十四万六千八百贯,这还不包括从后蜀皇宫中掠夺的珍宝。御史台召集文武百官廷议,讨论如何定罪。百官一致认为,王全斌、王仁赡、崔彦进三人“专杀降兵,擅开公帑,豪夺妇女,广纳货财,敛万民之怨嗟,致群盗之充斥”,依法应当判处死刑。
但是,赵匡胤最终没有处死他们。他念及这些人灭蜀的首功,决定从宽处理。王全斌被贬为崇义军节度观察留后,崔彦进被贬为昭化军节度观察留后,王仁赡被罢去枢密副使之职,贬为右卫大将军。他们都被剥夺了实权,担任闲职。而那位平定普州有功的康延泽,后来也因为受到王全斌案的牵连,被贬为唐州教练使。直到近十年后的开宝九年,王全斌等人才被重新起用,但不久后王全斌就病逝了。在处罚有罪将领的同时,赵匡胤也对平叛过程中表现突出、且未参与劫掠的将领进行了奖赏。例如,谨慎守法、多次劝阻王全斌的曹彬期货配资查询,被提拔为宣徽南院使、领义成节度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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